五、余论：传统行政补偿概念的挑战与重构 对于财产权限制补偿标准的最终探讨已疏离于原本对公权力行为和目的等的考量，而将是否补偿集中于损失或者说财产权性质本身。

[20] [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7页。[33] 参见秦前红：《宪政视野下的中国立法模式变迁》，《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这要以前已述及的社会转型期立法回应作为考量基础。[30]而现阶段我国已有《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执法主体的执法行为并非单纯依赖民主法治之一般标准衡量，而需考量社会转型期主动改革背景下的行政效率、效益及其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等。2、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经验教训 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及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清朝后期开始了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恭亲王奕#18211;支持的洋务运动。[②] 李昌庚：《中国语境下国家治理现代化拷辨》，《青海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这也进一步验证了真正的知识主要源于经验的判断。否则有可能带来秩序真空，进而紊乱社会稳定与改革进程。同样，如果假设，没有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等不确定诱因，光绪皇帝或许不会采取操之过急的戊戌变法，而是延续并深化恭亲王奕#18211;等人原先就已推行的主动改革，并若同时获得慈禧太后的支持，君主立宪或许也可能成为现实。

但这并非意味着君主立宪是中国现代化的唯一理想选择，只是说明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宜突发式的彻底摧毁和断裂历史和传统，而应当寻求社会转型成本与代价尽可能低的现代化路径。二是权力监督制约问题尚有待于体制机制解决。因此，特定语境下的政治权威与依法治国在某些方面又存在着冲突问题。[21]后人解读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学所强调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往往更多地体现了当初强权政治下的法律问题，更多地阐释了后者，而非前者。

甚至一定时期的恶法都有可能成为选项。一般而言，代议机构是立法机构，也是民主的产物。

1、西方国家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经验教训 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期，英国的光荣革命所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却以较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了社会平稳转型。比如拿破仑民法典中的三大原则至今仍是世界各国法律制度的基础……仍是在保护个人权利。具体又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理性看待立法真空。如何降低并解决软法之治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和司法自由裁量权的风险，关键取决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改革价值理念、目标和方向及其实现程度。

我国应当以此思路看待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回应，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等领域改革，以及相应的法治政府的绩效考核等。[20] [英]亨利.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7页。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追求目标，也是法治的思维底线。比如：虽然我国国企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国有独资公司在《公司法》中如何立法等问题还无法彻底解决，但《公司法》的多次修订仍是必要的。

尽管英国、美国等是西方国家或是西方移民国家，中国还不能完全与此相提并论，但其中还是有可资借鉴之处。如前所述，政治权威本身与法治在某些方面就存在悖论。

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并与体制机制逐渐相适应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明规则，限制并缩小潜规则，直至最终尽可能消灭潜规则。又如2008年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务院推动的4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市行为就不能单纯以是否需要人大审批等来衡量。

三是司法审查原则有时并非是案件处理的唯一最终选项。至于现实市场经济社会中需要民法调整的内容已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立法及其若干法律解释中体现。即便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历史教训可循。当明规则失效时，潜规则必然盛行。比如高压反腐从而为改革扫清障碍的背景下，纪委办案的某些做法就不能单纯以所谓的人权、法治等来衡量。如果进一步假设，大清帝国晚期重臣袁世凯试图解决一盘散沙乱局而推行一定阶段的中华帝国，而没有出现蔡锷、唐继尧等人发动的所谓护国运动等诸多不确定内外诱因，君主立宪或许也可能成为现实。

[24] 然而，置身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虽然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选择是以民主政治作为改革期待，但毕竟与现实存在差距，从而决定了人大作为立法机构在现有体制下能否相对超脱与独立以及人大代表的产生及其代表的精英性与代表性等具有改革的阶段性和渐进性，由此决定了立法民主的理想愿景与现实的差距。[24] [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20页。

同样，香港等地也存在着所谓特首普选的民主化问题甚或港独问题。[33] 参见秦前红：《宪政视野下的中国立法模式变迁》，《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

（2）理性看待执法行为。此即是中国社会转型及其改革的真正国情考量所在，而非一般意义上所谓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均衡等基本国情因素。

对此，民国时期晚年的王伯琦先生就开始怀疑私法社会化之于中国的意义。虽说笔者赞同一般而言，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比保护私人权利更重要的观点，[13]虽说一定程度的社会转型成本与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但历史惯性已将中国推向今天，从而使中国有时间和条件以史为鉴，如何以尽可能小的成本与代价实现社会平稳转型，避免重复历史。但对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市场经济尚未成熟，国企改革有待深化，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中的相关问题有待突破，公权力侵蚀私权利的问题有待解决等，从而缺乏较为成熟的民法典修订的立法基础。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进程决定了这种民意立法的渐进性。

法治所想象的被管理对象是一种脱离熟人社会关系的陌生人。2、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经验教训 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及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清朝后期开始了非完全自主性的社会转型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恭亲王奕#18211;支持的洋务运动。

我国应当以此思路看待社会转型期的法治回应，包括立法、执法和司法等领域改革，以及相应的法治政府绩效考核等。对此，虽然笔者已有阐述，[④]但笔者认为，在已有学理分析的基础上，仍有从古今中外社会转型历史经验教训等方面进一步阐述的必要性，以便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法治回应。

研究方向：经济法、国有财产暨国有企业法、社会转型与社会稳定等。但这并不否定和排斥改革应当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的目标和要求。

这要以前已述及的社会转型期立法回应作为考量基础。[26]合法性要求法律必须要与那些被统治者所承认的价值协调一致。三是改革进程中，凡是条件成熟的立法尽可能优先或同步立法。[34] 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是相对而言，并非对立的两极。

适法的谨慎性其目的就在于，尽可能让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避免留下历史后遗症。（3）理性看待司法独立性问题。

虽然说法治问题主要是我国体制机制不足所致，但是法治问题的解决则必须置身于社会转型期解决体制机制不足的政治权威主导下的改革路径选择背景下考量。[32]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53页。

[⑨] 当今西方国家尽管政党林立，但其主流核心价值观则是一致的，政党之间并无多少差异，从而表现出政党政治的成熟和社会稳定。最为典型的是，原苏联、南斯拉夫等部分东欧国家则在教条主义影响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同社会思想下过早地被泛国家主义化，因而在其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因民族问题等因素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